李大釗是中國共產(chǎn)主義運動的先驅(qū)和中國共產(chǎn)黨的主要創(chuàng)始人之一。建黨初期，李大釗高度重視統(tǒng)一戰(zhàn)線工作，親自推動建立國民革命聯(lián)合戰(zhàn)線。1922年8月23日至9月初，李大釗在上海莫里哀路29號多次會晤孫中山，討論“振興中國”之問題。孫、李二人“暢談不倦、幾乎忘食”，在中國革命與國共合作問題上取得諸多一致意見，為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建立奠定基礎。因此，這次會晤被今人譽為“偉大握手”。“偉大握手”緣起何時？曾有學者根據(jù)宋慶齡的回憶指出，孫中山和李大釗早在1919年已有接觸。但由于缺乏旁證資料，也有學者表示質(zhì)疑。近年，黨史學界從俄羅斯新發(fā)現(xiàn)的中文報刊《工人日報》顯示，李大釗旅日留學期間曾加入孫中山的同盟會。此一史料的出現(xiàn)，又將孫、李結(jié)識的時間大幅前置。由是引發(fā)我們的思考——孫、李之關系究竟起源于何時？李大釗留學期間是否加入過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關于二人早期關系的若干記敘是否有誤？本文試圖考證和解答上述問題。

　　1927年4月28日，李大釗被害。在俄羅斯的中文報刊《工人之路》編輯部聞此噩耗后，為表示“悼念守常同志”并鼓舞“尚在努力革命的同志”，于1927年6月6日第191期上刊登了“特載”文章《李守常同志的略史》（以下簡稱“略史”）。“略史”記述，李大釗“在中學畢業(yè)后，旋入天津法政專門學校肄業(yè)。此時李同志即與革命團體，有密切的關系。至法政學校畢業(yè)之后，復留學日本東京早稻田大學精研法制經(jīng)濟，適值孫中山先生在東京組織同盟會，李同志即于是時加入同盟會”。

　　從“略史”的說法來看，李大釗在天津求學期間與“革命團體”發(fā)生聯(lián)系，但此革命團體是何？文中未具體指明。“略史”又稱，李大釗赴日后與同盟會發(fā)生組織關系。但從李大釗求學經(jīng)歷來看，他是在1907年赴天津投考北洋法政專門學堂，于1913年東渡日本。由于中國同盟會在日本成立并于東京設立本部的時間是1905年8月，此時的李大釗尚在國內(nèi)求學。隨著同盟會革命活動的重心轉(zhuǎn)移，同盟會東京本部趨于沒落，于1911年末停止活動并撤銷。1912年8月，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1913年11月，袁世凱下令將國民黨強行解散。而李大釗是在1913年冬赴日，1914年9月正式進入早稻田大學攻讀政治經(jīng)濟科，至1916年5月回國。就時間線索來看，李大釗在留學日本期間，同盟會早已不存在。

　　那么，為什么“略史”會形成李大釗在日本加入同盟會的記述？筆者推測有三種可能：其一，“略史”認為李大釗與清末民初革命團體有關系，但作者不清楚同盟會的起訖時間，因此誤記李大釗是在留日時參加同盟會。李大釗在北洋法政專門學堂就讀期間，確有可能與同盟會發(fā)生關系。白毓昆是李大釗在北洋法政專門學堂的老師，也是同盟會在天津的主要負責人之一。根據(jù)樂亭縣檔案館所藏《李大釗同志在其故鄉(xiāng)革命活動資料》記載：“早在一九一一年，民主革命的浪潮已蔓延到北方。這時，已經(jīng)萌芽了反帝反封建思想的大釗同志，就跟著他的老師白雅雨（白毓昆）參加了革命同盟會，奔走樂亭一帶，策動新軍第二十鎮(zhèn)的三個營，響應武昌革命起義，舉行了轟轟烈烈的灤州起義。”這一文獻指出李大釗參加了革命同盟會和灤州起義。時人凌鉞的回憶錄《辛亥灤州起義記》也有類似說法。不過，也有部分學者質(zhì)疑此說。因此，如能在回憶資料以外發(fā)現(xiàn)原始史料以資互證，則可以證實李大釗與同盟會、灤州起義之間的確切關系。

　　其二，“略史”作者對中國同盟會、中華革命黨的始末并不清楚，將二者視作同一政黨，進而混淆了李大釗和同盟會的關系。“二次革命”失敗后，孫中山于1914年7月在日本東京成立中華革命黨。假如李大釗在留日期間曾加入孫中山領導的革命組織，則只能是中華革命黨而非中國同盟會。此外，李大釗的《獄中自述》是以1922年作為其“獻身于中國國民黨之始”，并未提及加入中華革命黨。此處的“中國國民黨”即1919年10月由中華革命黨改組而來。李大釗在北京被捕入獄后，在自述中用較多篇幅闡述其與孫中山、國民黨的聯(lián)系，如其早已加入孫中山的政黨，想來不應在自述中忽略。

　　其三，“略史”作者將神州學會與同盟會混淆。1927年5月22日，武昌中山大學召開追悼南北烈士大會，高一涵在追悼會上介紹了李大釗的生平事略，講演記錄稿《李守常先生事略》（下稱“事略”）刊載于1927年5月24、25日的《民國日報》（漢口）。“事略”指出：“先生曾在日本組織神州學會反對袁氏”。高一涵是李大釗的摯友，二人在日本留學時就已結(jié)識并長期共事。根據(jù)學界的最新研究表明，神州學會于1916年2月在日本東京成立，是以反對袁世凱為目的的政治團體，李大釗是神州學會的重要成員。由于神州學會與中華革命黨的斗爭對象有顯著共同點。因此，“略史”作者很可能將神州學會誤認為是同盟會。

　　1920年中國共產(chǎn)黨早期組織成立，李大釗即表示重視黨內(nèi)同志“和孫中山先生的接觸”，他還思考了能與孫中山“攜手合作到甚么程度”的問題。從1922年“偉大握手”時起，孫中山和李大釗等人開始籌商推動國共合作和國民革命。盡管李大釗和孫中山的革命情誼在各自挽救民族危亡的奮斗中就已奠定基礎，但目前尚缺乏原始資料表明二人在1919年五四運動以前建立過直接聯(lián)系；“略史”也對李大釗和孫中山、同盟會的早期關系存在誤記之處。不過，“略史”作為新見史料，也為進一步深化李大釗研究提出了新問題、拓寬了新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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