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時期，湖南人才輩出，即以外交官而論，除著名的曾紀澤、郭嵩燾以外，鄒代鈞、王之春二位也是其中的佼佼者。

　　鄒代鈞：以一個地理學家的眼光觀察和研究世界

鄒代鈞畫像

　　鄒代鈞（1854-1908），字甄白、沅帆，湖南新化（今屬隆回）人。出身于一個精研地理學的文化世家，受家學淵源的影響，自幼喜愛地理學，對疆域沿革、地圖測繪尤為注意。他認識到地理學、地圖測繪與政治、軍事、經濟密切相關：“切于經世之用者，莫史家地理若，要以今地為主，而鉤通歷來疆域戰(zhàn)爭漕運及水道遷移等事。至于測天定度、測地定位、準率成圖，亦與政治、兵事、實業(yè)有最切之關系”（《鄒氏地學源流記》第50頁，亞新學社1946年版）。因此出國之前就已對傳統(tǒng)的輿地之學進行了深入的研究。

　　清光緒十二年（1886），劉瑞芬奉命出使英、俄兩國，曾紀澤推薦鄒代鈞為隨員同行。使團二月十二日坐船從上海出發(fā)，經香港、新加坡、印度洋、紅海、地中海，至法國馬賽下船，至三月二十五日到達倫敦。鄒代鈞著有《西征紀程》一書，即記沿途國家的歷史、沿革、方位、氣候、物產、風俗、民情、山川、海洋、島嶼、時政等。書凡四卷，有光緒二十三年湖南新學書局刊本。

　　《西征紀程》的最大價值，是以一個地理學家的眼光觀察和研究世界，從而使當時中國人對世界的認識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之上。說《西征紀程》是近代中國第一部科學的地理著作，并不為過。

　　《西征紀程》介紹了西方新的地理學說。如光緒十二年三月初三日記，對珊瑚及珊瑚礁的形成是如此解釋的：

　　西方地理學家考兩群島石質皆珊瑚結成。其說謂珊瑚乃水中小蟲所造之窠，蟲小不能辨視，其體柔軟。石之久沉水底銷化為灰者，蟲借之作窠，中留小孔自容，從孔伸出吸取食物。生長繁盛，新窠從舊窠加長，新蟲生舊蟲死，生長不已。成珊瑚如樹形，愈長愈大，久之為泥沙填漬，則為島。出水即不加高，以蟲離水則死也?；虻陀谒姘倨甙耸咛?，其蟲亦死，于是水中礁石亦有珊瑚所成。其島狀或正圓，或橢圓，或周他島之四外如圈然。澳大利亞之東北太平洋中有珊瑚群島，連屬三千馀里，為最廣。

　　不僅通俗易懂，而且生動有趣，儼然是篇科普小品。

　　光緒十二年二月二十八日記，不僅解釋了颶風的成因、規(guī)律，而且指出可以因勢利導，利用颶風加快船的行駛速度：

　　西人考其風信，自二月至七月為西南恒風，八月至正月為東北恒風，颶風即從而生焉。颶風者，旋風也，悍怒飚疾。行舟者若誤入風之中心，即巨艦亦隨之而沒。惟其起有時，其行有路，旋轉之勢恒與太陽方向相反。西人熟知其性，輒因勢用之，非但不害，且可借作順風以增船行速率。如孟加拉海當西南恒風時，三月與六月無颶風，十月與七月各一次，五月四次，四月十次，為最多，共十六次；當東北恒風時，八月與正月無颶風，十一、十二兩月各一次，十月八次，九月十一次，為最多，共二十一次。而阿剌伯海之颶風，則在三月、五月、十月、十一月。

　　光緒十二年三月五日記，介紹西方地理學家關于海洋最深處和山最高處的發(fā)現(xiàn)成就：“西方地學家嘗遍測大海，其最深處在南大西洋，當赤道南三十六度四十九分，京師偏西一百五十三度三十二分，計深四萬六千二百三十六英尺，約合中度二十五六里。考地面之山，以?，敿{雅（指喜馬拉雅山）之伊菲利斯為最高，高于海面二萬九千又二英尺，山海比較，山之高尚不及海之深萬馀尺也”。

　　《西征紀程》糾正了以往中國典籍中關于域外地理等許多似是而非的說法。例如徐繼畬《瀛寰志略》說非洲國家埃塞俄比亞即《元史》中的“馬八爾”，努比亞即《元史》中的“俱藍”；魏源《海國圖志》則說“馬八爾”即今埃及，“俱藍”即今埃塞俄比亞。鄒代鈞指出兩人都錯了。因為《元史》記載楊庭壁前往招撫“俱藍”，從泉州出發(fā)，海上航行三月到達錫蘭，阻風乏糧，舟人勸往“馬八爾國”，或許可從陸路到達“俱藍”。而錫蘭距離非洲“洋面殆萬里，豈阻風乏糧所能達？”以埃及、埃塞俄比亞為“馬八爾者，不辨而知其難信”。而印度馬德拉斯邦有地名“馬拉巴爾”，“南至錫蘭僅隔海港，又與馬八爾聲近，則當日阻風乏糧渡此假道似為近之。由此推之，則俱藍亦當在南印度”。鄒代鈞的考證和推理令人信服。

　　鄒代鈞的地理研究，常常從軍事角度出發(fā)，提出精辟見解。如關于長江防務，“近世言江防者，咸以江陰為重地。然明險則在江陰，隱險實在狼山渡與東沙耳。”他提出要在長江設置三條防線，“要之防寇之道，與其防之于堂奧之間，不如防之于門庭之外。若至江陰，則入門庭，而及堂奧矣”。他進一步提出，要加強舟山群島的防御，倘若“舟山不守，無論甬江之藩籬盡撤，即長江之屏蔽亦空。海疆有事，舟山實為吳越重鎮(zhèn)”。

　　關于海防，他指出“凡防海之道，固重守口，而口外島嶼，尤不可忽。若平時漫不經略，視為荒穢，一旦為敵人所據(jù)，進則盡攻擊之長，退則收停泊之利。大阿之柄，未免授人，似防海者所宜知也”。

　　作者的地理學功底非常扎實，除旁征博引中國典籍外，書中常有“考西人古地圖”“爰取法蘭西人所作新圖”“余嘗見德意志人所作南洋群島圖”的記載，說明作者的外語水平和地圖知識實屬了得。

　　時人評論說：“彼時吾國人至歐美，能留意學問，殆惟鄒君一人”（汪康年《汪穰卿先生筆記》第30頁，臺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版）。未免有所夸大，但如在“學問”之前加上“地理、地圖”限定詞，則名符其實。

　　鄒代鈞對近代地理學的發(fā)展貢獻巨大。1895年，他創(chuàng)辦了中國近代地理學最早組織—輿地學會，專門研究中國和世界各國地圖，集資編繪中外地圖。1903年他主編的《中外輿地全圖》出版，是我國最早的教學地圖集，該地圖集已具有近代地圖集的特點，也是當時我國較先進的一冊世界地圖集。

　　鄒代鈞存世的地理著作有40種，其中世界地理著作26種，中國地理著作14種，堪稱中國近代地理學的集大成者。除《西征紀程》外，他的《中俄界記》是根據(jù)隨曾紀澤勘探中俄邊界的親身經歷，加上廣為搜集中外圖集，融合新舊約章而寫成，為1888年中俄邊界談判提供了最有價值的原始資料。